Monday, April 25, 2005

敲打電油桶的快感

「研究黑猩猩的珍古德博士,在拍攝一個黑猩猩族群的時候發生了一件事。本來那裡的老大是隻又壯又大的黑猩猩,所有的雌性都和牠交配,另有一隻又瘦又小的猩猩,從來沒有雌性理睬牠。直到有一天,牠們發現珍古德留下的汽油桶,敲起來會發出巨響,其他的黑猩猩都怕得鳥獸散,只有那隻瘦小的覺得好玩,整天都敲著汽油桶,還玩出節奏來。過了一段時間,珍古德發現牠成了老大。我就跟那隻瘦小的黑猩猩一樣。」談到童年往事,王正方講了一個黑猩猩的故事。旁人眼中的王正方是電機工程博士,又是大學教授,怎麼看都叫學有所成,但在本人口中卻滿不是這麼一回事。

「我求學的過程太長了,所有該念的學校,該拿的學位我都拿了。」出生於1938年的王正方,先後在江西、北平和台北讀過六間小學。先是他母親辦的學校,「這有好有不好,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都混在一起了。」。談到他大家庭出身的母親,他很清楚記得兩件事情,第一是她不溺愛小孩,第二就是紀律性,「母親對我最大的影響就是,讓我知道承諾一件事,就一定要做到最好。怎樣才能做到最好呢,一定要有紀律性‥‥你要做一件事情,不是兩星期不食飯不睡覺拚命,天下的事不是這樣做的,而是天天做,持之以恆,這樣才能成功。」

癩痢頭的童年

抗戰勝利後王正方舉家回到北平,入讀東觀音寺小學,在那裡經歷了他的慘淡童年。「身材瘦小,成績不好,體育不行,說話又有口音,而且還長了癩痢頭,變成被取笑的對象。」「在這種情況下你怎樣得到人家肯定呢?做一個有趣的傢伙,常常說一些笑話,把很多事情都戲劇化、趣味化,這樣大家就覺得這個人雖然什麼都不怎麼樣,可這個人很有趣,可以做朋友。」他說後來寫劇本有一種敏感,把別人看起來很普通的一個情況,變成一個蠻戲劇化、蠻有趣的情節,就是從童年經驗來的。

「我幼年的經歷是很坎坷的‥‥我到美國得了電機博士,在大學做教授,但後來還是跑來香港拍戲。那時我已經四十多歲,整個劇組都叫我『老傢伙』,為什麼呢?我想我還沒有忘記那個汽油桶給我的快感。」

談到投身電影的由來,他說在五十年代電影是主要娛樂,那時候在台灣看的都是香港的國語片,而這位自稱當年體溫一百一十度的電影發燒友就差不多每部都看。當年的年輕人無不對電影有興趣,就像現在人人都玩電子遊戲一樣。不過,有興趣是一回事,想做電影又是另一回事。

「那時候我覺得我要去演戲的話,會比當時的明星,什麼陳厚張揚都演得好,我現在還這樣覺得。」他笑說。那時候他最欣賞的演員是後來的大導演胡金銓。「他的演技自然,普通話講得也好,他不是偶像,不是帥哥,是一個性格演員,但在台灣的北方人都很欣賞他。」

三覺明星夢

他自言當時有過三次明星夢,「我第一次想去做演員,是我們家附近有間製片廠,叫做台製,它的老闆叫做袁叢美,現在還在世。我看到他們招考演員就去了,結果很不錯,起碼說北京話過關,而且聲音很低沉,﹝他們﹞打算錄取。袁導演很小心,問我家裡知道這事吧?我心想『要命』,家裡當然不知道,我就含含糊糊想混過去,但他很有經驗,說你把家長名字填一填,這個可不能做假,結果他一看,嘿嘿冷笑,說你回去吧。」

「第二次是我中學畢業以後,看到有一個『中華鐵血劇團』招演員,我又去報名。去西門町一旅館面試,都中午了,那導演還未睡醒,很頹廢的樣子,叫我念一段劇本,之後他說你可以來,你的聲音可以演老頭。我想我十八歲你叫我演老頭?可我還是要來,因為我看到他臥室里有一女的在擦頭,長長的頭髮,水蛇腰魔鬼身材,我想這劇團的人都這樣就太美了。」後來他父親知道這事,把他臭罵一通,明星夢第二次告吹。

第三次是英格烈褒曼主演的《六福客棧》,招考群眾演員,正在念大學的王正方也去考,因為英文不過關未能考上。於是好像打棒球那樣,他的明星夢三振出局了。

他說這樣也是件好事,就算他自己當上了演員,也不一定能像柯振雄那樣,就算像柯振雄那樣,也不是他想要的。他說到美國後才慢慢了解,原來拍電影是導演的工作,是分工合作的成果。

電影熱忱從未減

明星夢碎,但電影夢沒有碎。王正方七十年代一路發著電影燒,先是拍紀錄片,然後在王穎的《尋人》﹝chan is missing﹞參演一角,之後因亡友戈武的關係,被方育平拉來香港又編又演《半邊人》。之後他一發不可收拾,放棄了大學的教席,全身投入電影。他編導演的第一部劇情片《北京故事》在1986年完成,得到很大的迴響。「那時覺得如果我不拍電影,這個世界會有所損失,其實哪有這麼了不起。」王正方笑道。「可是如果沒有這種熱度,沒有這種瘋狂根本成不了事。」

「你們拍過電影嗎?沒有,你們懂嗎?不懂。那你們為什麼要拍?我們就是想拍。」王正方自言這樣的對白出現過不少次,無論是在請職業電影人幫忙,還是尋找投資電影的股東的時候。「我這樣子感動了不少人。」

「我夭折的片子太多了。」作為導演,王正方到現在只完成過三部劇情長片,其中一部還因為和資方意見不合無法上映。但他說只要還走得動,去大陸拍電影的想法是永遠不會放棄的。「我在美國遇到一些自大的猶太人,說為什麼美國電影是我們在主導,為什麼美國電影是最受歡迎的,因為這裡有一個傳統一《舊約聖經》,猶太人是世界上最會講故事的人。我心想有什麼了不起?聽過中國的小說嗎?話本嗎?說書嗎?」他要以中國人特有的講故事方式,開一開荷里活那班猶太人的眼界。

對於荷里活,他有不少話要說:「中國電影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沒有學到荷里活電影好的精髓,只學到了他行銷的方式,我覺得是最可悲的事情。要把電影看成長久的事業,不是家鄉雞,不是麥當勞漢堡包,看了就完了,這不是我們拍電影的目的,如果這樣不如拍電視拍廣告好了。拍廣告這樣好,就是要促銷嘛。」

從電影到寫作

夭折的片子太多,不能在銀幕上講故事,王正方近來轉向了寫作。他的第一部著作《我這個人真彆扭》,從他的幼稚園時代說起,各色人等,上至總統學者、下至販夫走卒都躍然紙上。「我的故事太多了,你看我的書就知道,我才剛剛熱身。」故事多,一方面是人生經歷豐富,一方面也是念舊的緣故。無論是大學、中學以至小學的老師、同學,都成了他故事的素材。

以瘦小黑猩猩自居,訪問中不停逗笑的王正方,其實有很執著的一面。講到動情處,他不只一次流下淚來,說到底他是屬於有話想講的一代。

「在《半邊人》裡阿瑩問我為什為要拍電影,我說我們一定要拍自己的電影,說我們的故事,否則這一代過去以後,後來的人根本不知道我們存在過。我經常跟人講這些,但有些年輕人私下跟我說:『有什麼關係呢?這輩子活著有錢就好。』我真的不知道怎樣回答。」


鄭傳鍏

﹝以上為轉貼文章。原文收錄在《信報》第十六頁《人物『面對面』》。文章發表日期為2005年4月25日。作者:鄭傳鍏。本站所引用的圖片及內容之所有權利由原作者保留,並受版權法所監管。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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