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ednesday, April 13, 2005

中印「非敵化」的啟示

最近有兩件看上去似乎互不關聯的事情,有必要引起人們的重視和思索。第一件事是,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王光亞上周一就聯合國改革方案提出提議,稱安理會必須得到聯合國一百九十一個成員國全票通過;第二件事是,中國總理溫家寶四月十二日結束印度訪問,兩國將建立類似戰略夥伴的合作關係,而且還將建立迄今全球最大規模的自由貿易區,甚至困擾兩國幾十年的邊界問題也得到解決。

中日印是亞洲地區的三個大國,各自都抱著大國之夢,而且印度和日本都曾經或依然把中國作為主要對手。眾所周知,中印關係恩怨持續長達四十多年,其間的西藏問題和邊界爭端,一如中日關係中的歷史問題、台灣問題和海洋領土爭議;印度大國之夢中的「中國情結」,也與日本面對中國崛起的恐懼、疑慮心理有可比之處。

印度的「中國情結」

貫穿於印度大國之夢的「中國情結」,是印度幾十年來處理對華關係的中心疙瘩。所謂「中國情結」,乃指中國是印度所追求的大國地位的參照底線,也是印度大國地位的競爭者或超越對象,同時還是影響印度崛起的關鍵外部因素之一。幾十年來,印度大國夢的受挫與再生,也伴隨著印度對中國的或敵或友定位的交替轉換過程,以及最後從敵意對抗逐漸轉向務實合作的決策轉變。

印度大國夢中的「中國情結」早在獨立之後的尼赫魯時代就已產生,五十年代的不結盟「蜜月期」只是這一情結的正面反襯而己;六二年中印邊界戰爭在悲情中催化出印度對華的復仇動力;這一情結歷經英迪拉.甘地和拉.甘地時代,在拉.甘地時代後期雖出現回歸現實先聲﹝八八年底拉.甘地訪華,並在西藏和邊界問題上邁出步子﹞,但很快又為九十年代開始面對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恐懼所掩蓋。九八年的印度核試驗將中印大國夢的衝突推向極端。

縱觀印度幾十年對華或敵或友的交替過程,關鍵在於其「你得我失」之傳統安全觀的作崇。但近十幾年的發展使這一傳統安全觀受到震憾性衝擊。由於經濟發展策略不同,到二十世紀末,印度的經濟發展水平遠遠落後於中國。冷戰結束後,失去蘇聯靠山的印度開始尋求全方位外交定位,在重點發展印美關係的同時,試圖以印俄和印中關係平衡對美關係,以獲得更多的對美籌碼,但相對滯後的印中關係已成為其「外交短腿」。


© REUTERS / Kamal Kishore ( Mon Apr 11, 12:59 AM ET )
印度總理辛格﹝右﹞在機場迎接到訪的溫家寶

印度主流精英開始出現反思;與此同時,從北京傳遞到新德里的一系列正面和善意的訊息,也推動了印度決策精英的思維轉變。從九九年六月印度外長賈斯旺訪華開始,中印恢復了高層往來。印度總理零二年年底訪華時,將印中關係定位成「健康的競爭關係」;數月後,印防長費爾南德斯訪華時,中國總理溫家寶稱中印「大約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時間裡」,都是在友好合作中度過的。同時在邊界問題上,兩國改變以前從法律技術層面入手做法,而改用政冶原則解決,雙方委派高層次政治人物主導談判,以政治原則統率技術談判。

中日高層需要政治智慧

較之中印關係,中日歷史恩怨較之中印六二年邊界戰爭更為複雜,作為發達國家的日本面對崛起的中國,其心態也更為複雜;而較之印度的大國平衡外交,日本「抗美抗中」的戰略更為明顯。

但中日關係與中印關係的類比性在於作為相鄰的大國,雙邊利益高於地區戰略利益,在後冷戰和全球化時代,應拋棄「你得我失」的傳統安全觀,鬥則雙輸,和則雙嬴。敵意達至頂峰後,傳統安全觀將和雙邊利益發生衝突,由此可能引發反思過程的產生。

在這方面,中印和解給人們兩個重大啟示:第一、政治和解須從最高層開始,也只有最高層才能採取以「政治原則」解決衝突的方法;第二、即使在衝突高峰期,也不忽視以適當途徑向對方釋放善意。

從東京來說,有必要從下列視角思考中日關係的戰略意義:作為近鄰,中日持續衝突將導致兩敗俱傷;日本長治久安的關鍵,在於外交上平衡於美中俄之間,而非僅將寶押在美國身上﹝東京可以用日美同盟為外交主導,但若以損害日緩和日中和日俄關係為代價,實際上將使日本面臨更大的風險﹞;緩和日中關係將使日本獲得中國對其大國地位﹝如「入常」﹞的認可,並可通過中國緩和對北韓的關係,從而解除日本國家安全的最大隱患。

日本能否像印度那樣完成心態調適,既考驗小泉,也考驗胡錦濤的政治智慧。


邱震海

﹝轉自《信報》第28頁、國際評論;專欄名稱:《外交捭闔》。日期:2005年4月13日星期三。本站所引用的圖片及內容之所有權利由原作者保留,並受版權法所監管。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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