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unday, April 17, 2005

民族主義三層遊戲

中國反日示威有多少官方背景、多少民間成分,一直是各界焦點。這種辯論以中日關係為主軸、內部互動為副軸。假如主客易勢,改以民族主義在不同個體之間的互動為主軸,也許會釋出不同啟示。

片面公民社會VS官辦公民社會

若傷痕文學一代以文革為胎記,八十年代以民運為胎記,九十年代的一代人已出現徹底轉型。根據政治心理學權威傑維斯〔Robert Jervis〕的《國際政治中的知覺與錯誤知覺》,一國國民的世代國際觀,最受一件事情的四大因素影響:

一、是否親身經歷;
二、是否在成年生活或事業生涯早期經歷;
三、是否對自己或國家產生重大影響;
四、個人是否熟悉相關背景。

1999年的反北約炸中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遊行,是這一代親身參與的第一次重大政治活動,影響好比紅衛兵的串連、天安門事件的靜坐,成為一代人意識形態的起點。這種意識形態直接源自九十年代江澤民頒布的愛國教育大綱,以回應六四後的思想真空。不過「五八示威」以來,官方鼓吹的愛國主義其實愈來愈溫和。九十年代初的官辦愛國主義是「道德愛國主義」﹝Moralistic Nationalism﹞,鼓吹「愛國是天經地義的」一類邏輯,近年卻積極建構「憲法愛國主義」,也就是嘗試解析為何中國人看見五星旗要流淚,原因是中國代表一批核心價值﹝例如國際平權運動、主權高於人權、「和平崛起」﹞,正如美國星條旗代表一批核心價值。中國人愛國,應該擁護背後的價值。

在這前提下,民間愛國以反美反日的逆向思維為部落圖騰中心思想,官方和民間社會對「愛國」的定義便開始出現落差。然而官方不可能在短期內改變這種民間思潮,否則容易出現意識形態真空,所以一些外交舉措被按下不表,同時一些「強勢姿態」又刻意以民間的夢想方式展現。這就構成「片面公民社會」和北京意想中的「官辦公民社會」的基本矛盾。

憲法民族主義VS道德民族主義

例如南斯拉夫使館事件後,北京原來要求美國參照駐意大利美軍意外殺死當地人民案例,對軍部採取審訊,結果是7名地圖專家被革職/降職了事。此外,北京又對美國駐華使館作出287萬美元的「破壞賠償」。它們其實並非單純的讓步,而是北京建構「憲法民族主義」的過程:中國提倡國際社會的平權,所以「以身作則」,並且對政府代表的主權負責。然而為了撫平民間的道德民族主義,北京除了低調報道上述進展、在首兩天默許群眾示威,更復興烈士崇拜運動,又派出12艘軍艦到釣魚台附近宣示主權。兩條路線各自得到發展,矛盾繼續加深。

2001年的南海軍機碰撞事件後,美國說了一句深表遺憾,《人民日報》打馬虎眼說美國發了「道歉信」﹔中國原來要求美國賠償100萬美元,結果是五角大樓發出了一張$34567美元支票,「支付美軍在海南島被拘留其間的伙食費」。34567這組數字絕非外交常態,甚至帶有一種敷衍的嘲弄,正如當年八國聯軍之役的辛丑條約,中國賠款一個約數四萬萬五千萬,只是因為十一國代表認為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負有集體責任,所以隨心所欲要每人賠一。《人民日報》報道賠款時不敢提出銀碼,只以「大約34000美元」蒙混過關,網絡卻從不同渠道得悉真相,大感侮辱。北京沒有乘勢解析妥協的理論基礎,卻選擇在新空間安慰民間,也就是升級烈士崇拜運動,把失蹤的空軍王偉封為「海空衛士」,同時發表王偉妻子譴責布殊違反人權的公開信,讓愛國民眾留在道德高潮。

自由派學者VS新左派學者

通過民族主義對話權的爭奪,同時也在學者間出現。911後,秦暉、徐友魚等自由主義學者發出「今夜我們是美國人」公開信,批評國內反美過激行為,被網上憤青圍攻。同年10月,王紹光等19名新左派學者在《華爾街日報》刊登公開信,批評該報評論員將阿富汗戰爭和義和團相提並論,被網民視為對「今夜」信曲線回應。到了美伊戰爭,以韓德強、張廣天為首的新左派集合400簽名,刊登「反對美國政府對伊拉克戰爭計劃的聲明」,鼓勵國內外同胞「堅持反帝反殖傳統具體貢獻反美大業」,自由派劉曉波、余杰等則在各自網站撰文反擊。

表面上這是另一條戰線,但也是官方VS民間愛國的延伸。在反恐時代,官方不斷舉辦國際法、人權、反恐座談會,努力找出「美日沒有、中國有」的核心價值﹔民間傾向批判政府軟弱,擔心坐視美日右翼主義抬頭,思想以現實主義為基礎。在這場角力,民間社會得到潛能的提升,並且突破「階級限制」,成功爭取新左派知識分子為盟友,已超越政府的絕對宏觀條款。國家建構憲法民族主義過程中,亦衍生和平崛起一套理論體系,解析何以愛國與容忍美日台北挑釁可以並存。這些努力得到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嘉許,儘管這批學者對共產政權從不欣賞,一直是邊緣化的政治族群。

美國學者Robert Putnam提出「兩重遊戲」分析國際關係,也就是政府和民間的互動、甲國民間和乙國民間的互動,都足以影響雙邊關係。中國外交在若干時刻其實是三重遊戲在互動﹕官方、民間和不同陣營學者在過去6年在同一舞台爭取生存空間,中日關係不過是其中一個面向。各方個體如何通過民族主義的平台,釋放應有的政治潛能,也許,才是宏觀的主軸。


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講師
沈旭暉

﹝以上為轉貼文章。原文收錄在《明報》的專欄《咫尺地球》內。文章發表日期為2005年4月17日。作者:沈旭暉。本站所引用的圖片及內容之所有權利由原作者保留,並受版權法所監管。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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